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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成果（第8页）

这份意见书措辞异常激烈，继续攻击：

即便鉴定过程无可挑剔，检验出的DNA型也可能并非来自精子。

我们可明确指出，其间混入了女性的24型。由此可见，鉴定书将MCT118法检测出的“18-24”型定为男性的DNA型是错误的。

科警研说本田教授从衬衣上检测出的“18-24”型并非来自凶手，而来自一名女性。按照他们的逻辑，“18-24”型可能是被害人小真实或其母亲松田女士的DNA型。

有了科警研的分析，检方认为“本田鉴定在方法上存在疑点，整体缺乏可信度，因此，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四百三十五条第六项规定，此鉴定不可作为无罪证据”，并将一份共计十二页的意见书递交法院。

曾被多次委托实施DNA型鉴定的本田教授居然被检方认为“整体缺乏可信度”，真是荒唐。

他们如此拼命反击，大概是因为科警研的MCT118法鉴定一旦推翻，之前将其作为证据的其他案件就有翻案的可能。

“18-24”——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鉴定书上的这个数字组合。这是我与“18-24”的初次相遇，可当时的我并未意识到这组数字有多重要。

同一时间，检察厅联系了松田女士。

“时隔十七八年，他们给我来信了。他们到底要干什么？”菅家被捕后再无音讯的检察厅突然出现，让松田女士十分诧异。

东京高等检察厅检察官的来信内容如下：

我是平成二年令千金遇害案的负责人。您可能已经从报道中获知，作为程序的一环，法院实施了DNA型再鉴定，得出作为有罪证据的DNA型与服刑人菅谷的DNA型不一致的结论。敝人希望能当面向您说明此程序的进度，特写信叨扰。

他居然把菅家的名字写成了“菅谷”！

不过对于检方请出家属的做法，我其实早有察觉。

就在数天之前，检方开始了一项令人匪夷所思的调查，要鉴定当时的侦查人员的DNA型。

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污染”。

他们认为，鉴定用的试样可能被污染。本案中，被害人小真实的衬衣只要被第三人接触过，就有可能附着非涉案人员的DNA。

检方想要确认这次再鉴定从衬衣中检测出的DNA型究竟是不是凶手的。他们不遗余力地验证这种可能性，恰恰说明DNA型不一致的结果对他们是一大打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侦查人员的DNA型鉴定中，一名侦查队长的DNA型与另一起案件的凶手DNA型完全一致。简直是栃木县警察局的噩梦！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栃木县今市市（今日光市），一个七岁女孩被诱拐，遗体在茨城县被发现。这就是“吉田有希事件”。

从遗体身上发现的男性DNA型被认为极有可能来自凶手。可此次对“足利事件”侦查人员的DNA型鉴定却发现，一名侦查队长的DNA型与之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