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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成果（第9页）

从遗体身上发现的男性DNA型被认为极有可能来自凶手。可此次对“足利事件”侦查人员的DNA型鉴定却发现，一名侦查队长的DNA型与之一致。

引起这场误会的就是“污染”。小有希的尸体被发现后，这位侦查队长赶到茨城县警察局，发火时将唾液喷到了遗体上。之后鉴定人员提取了唾液的DNA，将其视为“凶手的DNA”。

得知这出闹剧后，我立即明白为什么检方要给松田女士寄那封信了。

他们想调查“污染源”，鉴定被害人家属的DNA型。检方与科警研断定本田鉴定中发现的“18-24”型来自女性。那么，除了小真实本人的DNA型，与小真实一起生活的母亲的DNA型也必须要调查清楚，毕竟家人的DNA很可能通过接触或者洗涤衣物等方式附着在衬衣上。

我请求松田女士让我同行。

我们的采访团队在附近待命，松田女士走进一栋与法院毗邻的灰色建筑内，东京高等检察厅的检察官正在里面等她。检察官问候完松田女士后，用十分钟向她解释了再鉴定的情况，然后进入正题。

“两位鉴定人各自采用不同的方法实施鉴定，完成了鉴定书，结论是衬衣上的DNA型与菅家的不一致。我们正在研究如何解读这份鉴定书，总不能因为对方是了不起的教授，我们就得照他们说的做……”

他的意思是，DNA型鉴定结果虽然不一致，可菅家不能轻易被释放。

“试样来自一件二十年前的衬衣，其间很多人都接触过它，很可能留下与案件无关之人的汗水。也有可能这次用最新技术发现了令千金的DNA。也就是说，检出的DNA型不一定就是凶手的……”检察官解释了半天，就是想请求松田女士配合，鉴定小真实与她自己的DNA型。

松田女士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一旁的鉴定科人员立即采集了松田女士的口腔黏膜，之后又到她家中借走了小真实的脐带。

松田女士与检察官的会面结束后，她将整个过程告诉了我。这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现在才来提取松田女士的DNA，说明案发时，科警研很有可能在不了解被害人与相关者DNA型的情况下，就锁定了凶手的DNA型。他们其实做了一次风险极高的鉴定。

还有一件事，让松田女士与检察官的对话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她将自己对检方的想法说了出来。

案发以来，被害人家属一直被检方忽视，当天会面之前，检方既无联系也无任何解释。家属们一直坚信被捕的菅家就是凶手。可现在，他们突然被告知DNA型再鉴定的结果不一致。

“实在太奇怪了，人人都知道DNA型不同就是不同。如果是哪里出错了，请务必追查下去。”

同时，针对检察官提及菅家时直呼其名的行为，松田女士说道：“是菅家先生。请允许我为他加个敬称。菅家先生若是无罪，我希望你们能尽早查明真相。如果是侦查出错了，你们应该向他道歉。谁都会觉得这整件事很不正常。”她继续说：“你们难道不会说对不起吗？”

被害人家属像训孩子一般训斥了检察官。这正是只要逮捕凶手便万事大吉的司法机关与渴望知道真相的家属之间最大的差别。

五月三十一日，我在《番记者》节目中首次披露了这件事，随后在多个节目中将松田女士那句“你们难道不会说对不起吗？”以及迟来的被害人鉴定消息播报了出去。

《番记者》播出后第二天，菅家的辩护团召开了记者见面会，强烈谴责检方。我站在会场的最后一排，心情复杂地听着辩护团的发言。各大媒体都在报道，被害人家属说出了自己的心声，辩护团不断发声……检方已经四面楚歌。

六月四日，即被害人鉴定的报道播出四天后，我站在电车上，手握吊环，继续进行着我的采访。这时手机响了，我低头一看，屏幕上出现了松田女士的名字。

我下了车，在一个陌生的站台，听见她冷静地一字一句告诉我说：“刚刚检察官打来电话，说今天下午释放菅家先生。”

我握着手机，呆住了。